可参照《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以下简称《重庆市实施代表法办法》）第41条之"适当补贴"规定，将各级人大常委会兼职委员薪酬统一固化为参会补贴和活动经费补贴。

至于"旅费、物质便利或补贴"等物质条件保障的实现环节，仅"根据需要给予"之模糊规定，往往更多地是按照"实报实销"的公务报销流程来申领，在操作上较为繁琐。相关法律是委员任职规范的基本载体，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以下简称《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下简称《人大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

例如，《代表法》第7条规定："代表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前，应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为会议期间执行代表职务做好准备。则可将培训科目具体区分为通识培训与特色培训两大类。监督权运作规程主要包括获取监督客体履职信息以满足监督前提要件、立案调查取证以形成监督处理决定和参加人大会议以履行监督职责这三个基本环节。例如，《代表法》第36条之规定所列明的路径即是"常委会应采取多种方式联系代表"。委员履职信息公开规程化规范即指推动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履职信息公开规则、要求更为明确具体，而"保障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46，并凸显其正当程序要义的相关法律规范。

事实上，既有履职经费补贴"大多仅限于参会期间和闭会期间的集体活动，对个人的履职行为则没有给予保障"32。"17既有委员辅助机构规范界分的职责较为模糊，且缺乏实质性机构建制事项指引，而呈现出较强的形式化运营特征，难以指引相应工作委员会切实协助委员完成履职所需各项事务性工作。当然，鉴于军事权是行政权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可能涉及国家军事机密，因此中央军委向人大报告工作时，在报告的频率、内容等方面可以区别对待，如一些具体的军事行动可以不报告或只做简略报告，事先不报告而是事后报告，报告内容可以不公开或有限度地公开，等等。

中办印发的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指出，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省（市）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但鉴于种种原因，当时对军委主席的任期未作严格限制，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如果设中央监察委员会、省级监察委员会和大城市一级的监察委员会，宪法除了规定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工作外，还应规定上级人民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工作(即省监察委员会领导市监察委员会)。至于人大代表对监察委员会是否应有质询权？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质询与报告工作一样都是人大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重要手段，报告工作是全面的、定期的监督，但也容易成为泛泛的监督。

[40]监察委员会虽然在纪委和监察部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检察院的反贪反渎预防腐败等部门，但其组成人员的人数并没有增加，相反还有所减少，如山西省纪委的10名常委转换成监察委员会的6名委员，减少了4人(约30%)。笔者目前倾向于在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设立监察委员会。

[7]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20]可见军中是有老虎甚至大老虎的，这些老虎是应该打的。[12]如宪法规定中央军委与其他国家机关一样都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但由于没有规定中央军委向人大报告工作，因此人大对中央军委的监督基本上是空头支票，宪法第63条规定的罢免权(其罢免对象中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也因而失去了可行性。三、监察委员会的组织体系 关于监察委员会的组织体系，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孙谦、韩大元主编：《欧洲十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37]刘柳：《监察委员会领导全名单公布，架构定了!》，长安街知事2017-01-19。历届中央军委组成人员，360doc，2017年5月7日访问。笔者认为，担心一个资深的高级将领担任军委秘书长后野心膨胀，进而架空非军人出身的军委主席，是很现实的考虑，也是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所为，但是否一定要采取取消秘书长的方式？这种方式是否有一定的副作用？如日常事务由秘书长处理合适，还是由副主席和委员处理合适？处理这些日常事务的时候是否需要有一个人负责？取消秘书长后是不是实际上由第一副主席负责？那么第一副主席是否也可能架空主席？……也许关键不在于是否设秘书长，而是要在国家政体的层面上进行民主改革，美国总统通常也不是军人出身，他为什么不担心被国防部长架空呢？其中的缘由或许值得我们深思。

其名额分配依左列之规定：一每省五人。四、监察委员会的内部体制 监察委员会内部应该实行合议制还是首长制? 合议制的特点是集体决定、集体负责，一般适用于议会。

但三者的分量有所不同，其中最核心的应该是决定权，即最后决定是由首长个人拍板还是由集体多数决？如果是前者，基本就可以定性为首长制。监察院，百度知道，2017年5月15日访问。

如果是后者，基本就可以定性为合议制。如果只设中央监察委员会，则不存在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关系问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即可，后面的条款都可以免去。除了议会实行合议制外，法院审理案件实行的也是合议制。[36] 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应该是多少人？从山西的试点情况看，省监察委员会成立后，其组成人员共10人，即1名主任、3名副主任、6名委员，[37]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的组成人员为1名书记、3名副书记、10名常委（另有委员40多人），[38]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其组成人员基本上是原纪委（监察厅）的书记、副书记、常委（不包括委员）。[29]在三地试点中，关于留置措施的使用，山西省监委的程序是提交省监委执纪审查专题会议研究决定，但在北京和浙江，则是由当地党委书记审批。摘要:  如果在宪法中增设监察委员会一节，此节内容应包括：性质（国家监察机关）。

因此，监察委员会的成员由其主任提名，并不意味着监察委员会就一定实行的是首长制，监察委员会不宜完全像行政机关那样高度集权以追求效率，它的主要职能毕竟是办案，办案追求的是公平公正，特别强调的是法定程序、辩护权，以及办案人员的合议。财政供养人员可视为最广泛意义上的公务员，即广义公务员，或称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人员。

这些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合理的机构设置应该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28]但法官们一般不是民主选举产生，因此合议制在法院并非体现民主性，合议制与司法独立原则相结合是为了慎重起见，以体现司法的理性、正义、公平。

在决定一般案件和一般问题时，应该少数服从多数。至于其内部实行首长制还是合议制可由宪法其他章节或法律规定。

五侨居国外之国民八人。[53]在国际法上干涉是指一种专横介入，属于国际不法行为。且这一规定也有先例可循，如《中华民国宪法》（1947年）第90条规定：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16]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二）是否需要设置军事监察委员会等专门监察委员会？ 依据我国宪法第124、130条，在法院、检察院系统内设有专门法院和专门检察院，那么在监察委员会内部，是否有必要也设立专门监察委员会？ 专门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检察院是在特定部门设置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它们不受理一般的民刑、经济案件，而是只受理与所设立的法院、检察院有关的专门案件。[4]吴建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理思考》，《学习时报》2016年12月15日。

铁路运输检察院由铁路运输检察分院、基层铁路运输检察院组成，由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领导。其基本任务是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检察权，打击和防范在铁路运输系统所辖区域中（包括铁路沿线、列车、车站、铁路企业事业单位等）发生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和铁路工作人员危害交通运输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国家的法律、法令在铁路运输系统统一实施，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保护铁路财产和铁路运输物资不受非法侵害，保护旅客和铁路职工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益不受侵害。

这些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在宪法层面上应该规定的是提名权，可借鉴首长制的做法，在人大决定产生监察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时，监察委员会主任可以拥有提名权，即监察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由其主任提名，人大决定。中纪委委员有多少人，百度知道，2017年5月15日访问。

宪法第9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以这些试点地区的情况来推算，即将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可能大致等同于中纪委书记、副书记、常委的人数之和，目前中纪委有书记1人，副书记8人，常委10人，共19人，[41]因此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总人数可能在14-19人左右，即主任1人，副主任5-8人，委员8-10人。笔者设想，是否可能只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监察委员会，省以下不再设置呢？或者只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城市设立监察委员会，区县级都不再设置？[25]甚至只在中央设置而地方均不设置？这需要对监察委员会的工作量做出评估：在没有区县一级监察委员会的情况下，省、市级监察委员会是否可能完成其对所辖区域公权力人员的监察？这等于把基层监察权上收到省市统一行使，无形中削弱了基层的权力。监察二字在字典上，意为监督和考察，[8]监有监控、监测之意，察为调查、察看、察核之意，一般用于对机关或工作人员的监督(督促)考察及检举。

[46]如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的中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中，包括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张万年（1995年9月增补）、迟浩田，委员迟浩田(国防部部长)、张万年(总参谋长)、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王克(总后勤部部长，1995年9月增补)、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不再设秘书长。在宪法中规定政府副职人数的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如德国《基本法》第69条规定：联邦总理任命一位联邦部长为副总理。

需要指出的是，干涉是贬义词而非中性词，更不是褒义词，有过问或制止之意，多指不该管硬要管。如果宪法能够简洁地定义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当然很好，如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地位（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